【百科之友】油画男子 ▍食蛤简史 ▍“中华美食文化”【总第21期】
海错图:海市蜃楼
前些时日,在一本还原宋代饮食的书《宋宴》里读到“蛤蜊米脯羹”,颇有兴致,此羹制作简单(类似的蛤蜊粥,今人居家也是常食),原材料仅蛤蜊、粳米、姜三样,令羹汤原汁原味,又有粥的稠滑,文章中用“集大海的鲜与谷物的香于一碗”赞誉,绝不为过。
对于山东沿海小城的我们来说,蛤蜊是一爱,炒蛤蜊、蛤蜊粥、蛤蜊面、蛤蜊鸡蛋羹,夏日烧烤必不可缺一份烤蛤蜊,皆是日常,“吃蛤蜊(方言音“嘎啦”),喝(方言音译ha)啤酒”,当得起“天下第一鲜”的名头。当我看到宋人亦有同好,使我更感兴趣的倒不是这道羹,而是藏在这背后的一些困惑,蛤蜊之于国人是如此熟悉,那我们是从何时吃蛤蜊的呢?
海鲜在中国古代称为“海错”,错是种类繁多之意,《尚书·禹贡》:“海岱惟青州……厥贡盐絺,海物惟错”,在周朝,古青州(现今的山东大部)海错就已名扬四海。传说是华夏始祖伏羲发明了渔网,教人们渔猎,虽然没有确切时间,但是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在无疑是最早接触“海鲜”的一群人,其中贝类深受欢迎,可辅助果腹,亦可做工具或装饰品,又可为祭祀用品,《韩非子•五蠹》记载:“上古之世,……民食果蓏蜯蛤,而伤害腹胃,民多疾病……”,这从能考证的许多古人类遗迹便能佐证,贝类容易捕捞,尤其是河口和近海即可得,对于工具简陋的古人类来说,这是最便捷获取食物的方式之一,在吃这个问题上,人类起始就有颇多相似之处,如日本的绳文时代的诸多遗址都表明贝类是当时人受欢迎的吃食。
在国内距今4000~5000年前的昙石山文化遗址(位于福建省闽侯县甘蔗镇昙石村)的文化层堆积中包含了大量蛤蜊壳,而且不少墓葬也是填满蛤蜊壳的“贝冢”,研究表明很多贝壳都是经过人剥开而遗弃,证明此地我们的先民们视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之一。商周时期的沿海诸多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蛤蜊贝壳,例如考古发现东营市广绕南河崖遗址出土大量的贝壳,以文蛤为主。三里河等遗址有大量贝壳出土,佐证了山东的史前居民们对贝类也是“情难自禁”。先民们吃海鲜的方式,早期多半是生猛的,后来或经过简单的煮或烤,对于海鲜,尤其是蛤蜊来说,都是极好的方式,《本草纲目》卷四六「车螯」:“其壳色紫,璀璨如玉,斑点如花。海人以火炙之,则壳开,取肉食之。”,现今我们为了保持原味的鲜,仍会白水煮或烤,此等冠绝海鲜的蛤蜊之味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感吧。及至周人的墓葬仍多有蛤蜊陪葬,《周礼》载:“春献鳖蜃,秋献龟鱼”,“掌蜃掌敛互物蜃物,以共闉圹之蜃。祭祀,共蜃器之蜃,共白盛之蜃。”,其时蛤蜊已经作为祭祀用品,并专门设置了“掌蜃”的职位,掌蜃掌管征收蛤,以供填塞墓坑和祭祀所需。“醢人掌四豆之实,醓醢、蠃醢、蠯醢、蜃、蚳醢、兔醢、鱼醢、鴈醢。”,醢是个残暴的字眼,剁成肉酱即是此酷刑,当然在这里醢是其本义,肉酱的意思,其中的蜃醢,也就是以蚌蛤类肉制成的蛤蜊酱。
海错图:雉入大水为蜃
说到这里,我们已经出现了“蛤蜊”、“蜃”、“车螯”等称呼,它们到底是不是同一种贝类呢?古人在蛤蜊的命名方面着实混乱,且各种典籍说法常常矛盾不一,不妨我们从头说起。甲骨文“[注1]”(贝)的演变,可以形象地看出“贝”是张开的蛤贝形,此时贝类已经广泛地被当时社会所接受。在远古人的概念里,淡水贝类和海洋贝类的称呼并无区分,皆以“贝”统称之。贝类不仅是食物的重要来源,贝纹也是一种社会审美,《诗经》:“萋兮斐兮,成是贝锦。”,《尚书·周书·顾命第二十四》提到了“文贝”:“西序东嚮,敷重厎席,缀纯,文贝,仍几。”,这里的文贝应是被装饰的贝壳或是紫贝。“贝”也被用在古丧仪中,《说苑·修文》:“天子含实以珠,诸侯以玉,大夫以玑,士以贝,庶人以谷实。”,说的就是“饭含”的古丧仪,把珠、玉,谷物或钱放入死者口中的习俗。由此可见,“贝”具有多重含义,也包括我们要探究的“蛤蜊”。春秋时期开始有“蜃蛤”的记载,后世作为一个概念词组常用,如《晏子春秋》载:“山木如市,弗加于山,鱼盐蜃蛤,弗加于海。”,虽然最早的辞书《尔雅》列出了贝、蜃、蚌、魁陆(魁蛤,一说为车螯)的分类,西汉刘向《别录》也已有文蛤的记载。更多的记录还是以“蛤”或者“蜃”相称,蛤类在此时并没有太过细致的区分,我们可以通称为蛤蜊。
[注1]
关于蜃的由来,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,古人相信雉鸡于立冬入水化为蜃(一说是黄雀所化,史料所见不多)能吐气形成海市蜃楼,清代画家在《海错图》里有过生动的描画。古人在《礼·月令》认为:“雉入大水爲蜃。”,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说:“玄雉入于淮,为蜃。”,《国语·晋语九》对“蛤”和“蜃”做了区分:“赵简子叹曰:‘雀入于海为蛤,雉入于淮为蜃。’”,清《郝氏遗书·记海错》说:雉為蜃,雀為蛤。持此说者最多,一直到清末都为世人所接受。《太平广记》引《述异记》载:“淮水中,黄雀至秋化为蛤,至春复为黄雀,雀五百年化为蜃蛤。”,这条引述也是“黄雀化蜃”之说的由来,神话的细节在后世的流传中更为丰满了些,但是也不免让人混乱。《康熙字典》:(注)大蛤曰蜃。虽名为大蛤蜊,实则雉鸟所化的“蜃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蚌,雀鸟所化的“蜃”才是海里的大蛤。《山海经》:“峄皋山之水出焉,东流注激女之水,其中多蜃珧。”,《尔雅·释鱼第十六》:“蚌,含浆。(郭璞注:蚌,即蜃也。)蜃,小者珧”,这个说法是可信的,河蚌(别名含浆)就是蜃的一种。清代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中注解“蜃”里提到蜃有三:牡厉、海蛤、魁蛤皆生于海。这样只说对了一半,“蜃”的概念是既包含着部分海生贝类(大蛤),也是指河蚌等淡水贝类。由此可见,“蜃”也可以通称为蛤蜊。至于传说中的蜃是蛟龙的一种形态,就是附会于“海市蜃楼”的说法了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蛟之属有蜃,其状亦似蛇而大,有角如龙状,红鬣,腰以下鳞尽逆,食燕子。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,将雨卽见,名蜃楼,亦曰海市。其脂和蜡作烛,香闻百步,烟中亦有楼阁之形。”,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对这种说法都不以为然。
郝氏遗书:记海错
至于车螯,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“车螯”的说法,东晋谢灵运《答弟书》说:“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,蠣不如鄞县,车螯亦不如北海。”,永嘉郡,位于温州一带。北海,在今潍坊附近,成书于乾隆年间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注释:“车螯,生海中,是大蛤,即蜃也。”,车螯是海生的大蛤,但是说车螯等于蜃也是不严谨的,车螯用现代的分类是帘蛤科文蛤的一种,所以有车螯即是文蛤的说法,是有一定联系的,并不能完全划等号。可以说车螯是蜃的海生状态(大蛤),蜃生海中为车螯,也是一种大的文蛤;蜃生淡水中则为河蚌,并不等同于车螯。车螯在古代就是海生蛤蜊中的一类,作为古代著名的诗人和旅行家,谢灵运是见多识广的,在味觉体验上穿越千年,亦与本人有同感,在南方诸多沿海城市均吃过蛤蜊,总是难以胜过山东蛤蜊的味道。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提到烤车螯一节:“炙車熬:炙如蠣。汁出,去半殼,去屎,三肉一殼。與薑、橘屑,重炙令暖。仰奠四,酢隨之。勿太熟——則肕”,简单的烤蛤蜊都体现着古人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的饮食传统,如此讲究的烤法,尚且是在千余年前,不禁令人汗颜,今人很少会有心绪这般去吃。贾思勰是今山东寿光人,地理位置紧邻渤海湾,他所描述的“車熬(车螯)”是当地渤海湾的海生大蛤蜊,也是宋沈括说的魁蛤。
蛤蜊亦作“蛤棃”、“合䖽”、“蛤黎”,蛤也写作“
汉王充《论衡·道虚》云:“若士者食合䖿之肉,与庸民同食。《别雅·卷一》引注合䖿,蛤蜊也。”,在汉代,鉴于当时的交通和保鲜条件,王充又是浙江绍兴人,能吃到蛤蜊的“庸民”也仅限于沿海地区。南朝陶弘景所著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中记载:“蛤蜊,煮之醒酒。”,南朝宋齐梁陈皆定都于今江苏南京,而陶弘景也是江苏南京人士,在古代交通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,南京距海近,又有便利的水运,对蛤蜊是不会陌生的。《艺文类聚·卷九十七·鳞介部下》载南朝梁元帝嗜蛤蜊并写诗称赞:“梁元帝谢赉车螯蛤蜊启曰:车螯,味高食部,名陈物志。蛤蜊,声重前论。”,也载有:“陈徐陵谢东宫赉蛤蜊启曰:舡俗严戈,渔人资设。于彼海童,冒兹水豹。望楼阙之气,得波潮之下。”。徐陵是南朝著名的文人和官员,在得到东宫赏赐的蛤蜊后写诗以谢恩,足见蛤蜊在朝中是备受欢迎的。《南史·王弘传》还记载了:“不知许事,且食蛤蜊。”的著名典故,生活中,许多人囿于自己的见识和判断而固执己见自命不凡,欲与你争论不休时,为避免浪费时间,不妨用用“且食蛤蜊”,不屑之情点到为止,后人诗词言语中也多用此典。隋唐以前的历朝历代中,东晋也定都南京,亦有蛤蜊的记载,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对蛤蜊认知的分水岭,人们对蛤蜊的更为细致的分类,也在此阶段后得到拓展。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各类蛤蜊的命名界定还比较模糊,“蛤蜊”一直作为通称出现,周以前则通称为“贝”。
隋朝大运河的贯通和隋炀帝迁都洛阳,使当时的水路交通大大提升,海鲜远距离的运输成为了可能,蛤蜊被列为贡品,也就有了隋炀帝这号“食蛤狂魔”,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载:“隋帝嗜蛤,所食必兼蛤味,数愈数千万矣。”,有一次吃蛤蜊,怎么敲击也不开,就放在桌上,这个蛤蜊通夜发出亮光,第二天,肉自己掉出来,发现壳内“中有一佛、二菩萨像。帝悲悔,誓不食蛤。”,隋炀帝悲悯心起,就此戒了这癖好。屠本畯《闽中海错疏》曰:“文蛤,壳有文理,唐时充贡品”,在唐代蛤蜊也是朝廷贡品,山东多地的主要贡品就是文蛤。唐文宗也是隋炀帝式的“食蛤狂魔”,《杜阳杂编》中记载:“上(唐文宗)好食蛤蜊。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,中有擘之不裂者。上疑其异,乃焚香祝之。俄顷自开,中有二人,形眉端秀,体质悉备,螺髻璎珞,足履菡萏,谓之菩萨。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盒,以玉屑覆之,赐兴善寺,令致敬礼。至会昌中毁佛舍,遂不知所在。”,这个描述像极了翻版的隋炀帝食蛤经历,只不过更为离奇和玄幻,唐文宗还为蛤蜊菩萨立了寺庙,可惜毁于会昌法难时期。《佛祖统纪·卷四十二·唐文宗开成元年条》也有类似的描述:“唐文宗食蛤蜊,有闭而不开者,乃焚香祷之,蛤蜊忽变现菩萨之形,帝乃诏终南山惟政禅师问此因由,后并诏告天下寺院立观音像。”,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·事始二》:言道“天下寺立观音像,盖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。”,是为天下寺庙立观音像,皆是蛤蜊之功。宋代的诸多诗僧称赞此事,释了惠《文宗嗜蛤蜊》:“螺师蚌蛤类,大唐天子心。嗜好即深信,南无观世音。”,另有释心月《文宗嗜蛤蜊图赞》,释智愚《文宗问终南山蛤蜊瑞相图赞》等,可见后世之人把此典故画了下来,蛤蜊里会藏有菩萨只是美好的传说罢了,但是各种蛤蜊壳的美丽花纹倒是会有可能呈现“异相”,让人不免产生联系。
【明】酌中志
在唐代,蛤蜊除了在沿海区域,在内陆还是王公贵族们的珍馐,如“冷蟾儿羹(冷蛤蜊)”,在韦巨源“烧尾宴”中就有此羹。在朝为官的诗人们则为蛤蜊带来了更多的文化气息,贺知章《答朝士》云:“钑镂银盘盛蛤蜊,镜湖莼菜乱如丝。乡曲近来佳此味,遮渠不道是吴儿。”,在长安,蛤蜊是不远万里进献而来的贡品,用金银雕嵌的盘子盛着,配以珍贵的野生水生莼菜,彼时,内陆一般人家是万难享用的。贺知章早年在绍兴长大,是有条件经常吃蛤蜊的,后来入到长安为官,至老方还乡,想来是很怀念家乡的味道,在此也是借诗借菜回敬那些在背后嘲弄他们这些异乡人的大臣。遥想作为饮中八仙之一的贺老,用一盘蛤蜊下酒,自觉是人生一快事,饮后大醉,于是乎“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”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)。晚唐的皮日休也著名的酒鬼,曾有诗言:“何事晚来还欲饮,隔墙闻卖蛤蜊声。”,黄昏及至,从病中昏昏醒来的皮日休,酒虫作怪辗转难眠,此时墙外传来小贩叫卖蛤蜊的声音,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考其一生足迹,此诗可能是其在苏州任职刺史从事时所写,虽然内陆难求蛤蜊,想来在苏州还是极为便利的。据后唐冯贽编的《云仙散录》记载:“吐突承璀嗜蛤蜊,炙以铁丝床,数浇鹿角浆,然后食。”,吐突承璀喜欢吃烤蛤蜊,他是唐时的宦官,闽人,从这两个身份来说,首先可以理解他喜欢吃蛤蜊,跟老家是福建有直接联系,再者作为宫内得宠的宦官,得到蛤蜊并不是难事。
到了北宋初年,这样一蛤难求的情况并没有改变,连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,也不是常常有口福吃到蛤蜊,《后山谈丛》中记载:“仁宗每私宴,十閤分献熟食。是岁秋初蛤蜊初至都,或以为献,仁宗问曰:‘安得已有此耶?其价几何?’曰每枚千钱,一献凡二十八枚。上不乐,曰:‘我常戒尔辈为侈靡,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,吾不堪也。’遂不食。”,宋仁宗勤俭爱民,面对这千钱一枚的蛤蜊(一说蟹,见《邵氏闻见后录》),实在是难以下筷,还把下面的人训斥了一番,皇帝尚且如此,下面的人在也不敢在吃食上太过奢靡。宋王巩《随手杂录》中《甲申闻见二录补遗》载:“京师旧未尝食蚬蛤,自钱司空始,访诸蔡河,不过升勺,以为珍馐。自后士人稍稍食之,蚬蛤亦随而增盛。其诸海物,国初以来亦未尝多,有钱司空以蛤蜊为酱,于是海错悉醢以走四方。”,当时连京师之人都很少接触海鲜,更没有吃过“蚬蛤”,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提到:“往时南馔未通,京师无有能斫脍者,以为珍味。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,欧阳文忠公、刘原甫诸人每思食脍,必提鱼往过圣俞。”,彼时南方的诸多海鲜做法还没有传到京师,甚至没有人会切鱼脍(即鱼生、生鱼片),只有梅尧臣家的一位老婢会做,于是欧阳修等一干好友每次想吃生鱼片,都会提着鱼去梅家小聚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记载了一则趣事:“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,不问何物,皆用油煎。庆历中,群学士会于玉堂,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,令饔人烹之,久且不至。客讶之,使人检视。则曰: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。坐客莫不大笑。”,把蛤蜊用油煎了半天,肉都焦黑了,壳还硬邦邦的,面对此情此景,这厨子也是一脸茫然无辜相。海蛤这种在京师的高端紧俏货,很多人都未曾得见,更遑论如何去吃。北宋中后期,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物资的丰盈,贵族和有钱人开始不满足原有的食材,暴利之下也催生了众多的水产贩子,人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将海鲜贩卖到京师,也会想尽办法来保鲜,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卖生鱼则用浅抱桶,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,或循街出卖。……冬月,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,谓之‘车鱼’,每斤不止一百文。”,记录了人们日常保鲜的小窍门,远方贩卖而来的活鱼,则称为“车鱼”,待至北宋后期,一斤“车鱼”不到一百文而已,市面上的海鲜也就随处可见了。南宋随着都城地理位置的南迁,蛤蜊已是百姓家的寻常物,《梦梁录·酒肆》更是言道:“蛤蜊肉之属,乃小辈去处。”,在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都城纪胜》等宋人笔记中颇多记载,炒蛤蜊、酒蛤蜊、蛤蜊生、米脯鲜蛤、蛤蜊淡菜、比目蛤蜊酱等蛤蜊菜肴,在当时的酒肆已经是常规菜,还有用鯚鱼仿制蛤蜊肉,作出鯚鱼假蛤蜊的菜式(见《武林旧事》卷九:高宗幸张府节次略。除了鯚鱼假蛤蜊,宴会上的菜还提到了“蛤蜊生”和“蛤蜊羹”)。南宋末年宫廷乐师汪元量“潋滟湖光绿正肥。苏堤十里柳丝垂。轻便燕子低低舞,小巧莺儿恰恰啼。花似锦,酒成池。对花对酒两相宜。水边莫话长安事,且请卿卿吃蛤蜊。”,汪元量活用“且食蛤蜊”的典故,这看似轻巧艳丽之词,其实与他一贯的“亡国之戚,去国之苦”情感共通,“水边莫话长安事,且请卿卿吃蛤蜊。”实是在自嘲绝望之余的寂寥悲苦。随着蛤蜊的普及,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增加,南宋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上载:“海上人云:‘蛤蜊、文蛤,皆一潮生一晕。’”,说明当时的渔民已经通过蛤的“晕”来判断蛤的年龄,可惜把一晕定为一潮所增是错误的,贝壳也有生长纹,就如树的年轮,已知年龄最大的蛤蜊,是一只从冰岛海床捕捞的叫“明”的北极圆蛤(不是我们吃的北极贝),这枚507岁高寿,生于明朝的蛤蜊,卒于2006年的科学研究。
生蛤蜊
元朝倪瓒在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》记录了“新法蛤蜊”(生拌蛤蜊肉,宋人称“蛤蜊生”)的方法:“用蛤蜊洗净。生擘开,留浆别器中,刮去蛤蜊泥沙,批破,水洗净,留洗水。再用温汤洗,次用细葱丝或桔丝少许拌蛤蜊肉,匀排碗内。以前浆及二次洗水汤澄清去脚,入葱、椒、酒调和。入汁浇供,甚妙。”,倪瓒是“元四家”之一,家境富裕,高雅博古,文征明说他有晋宋风气。当然这怪咖也很会吃,否则也不会编写一本食谱。倪瓒也是出了名的洁癖,蛤蜊多泥沙,若是亲自动手,清洗起来也是难为他了。“甚妙”则二字道出了他内心对这道菜的欢喜,也是极高的赞誉了,要知道倪瓒是一个若不为他欣赏,即使是权贵也敢直面怒怼的人。在元代蛤蜊的平民化发展,以致把“蛤蜊风味”还引申到了文艺评论领域,王举之散曲《折桂令·赠胡存善》对当时流行的蛤喇风致作出如下解释:“问蛤蜊风致何如?秀出乾坤,功在诗书,云叶轻盈,人物清癯。采燕赵天然丽语,拾姚卢肘后明珠。”,用今人的大白话说,其实就是时人觉得一些散曲格调低下土到掉渣,带着一股浓郁的世俗蛤蜊味,和唐宋文学营造出的高高在上的形象相去甚远,不仅是方言俚语,连小市民的打情骂俏皆可入诗入曲,这种口语化反传统的写作受到文雅之士的批评。“不骑啊,西棚下凉处栓。骑时节拣地皮平处骑。将青青嫩草频频的喂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,怕坐的困尻包儿款款移,勤觑着鞍和辔,牢踏着宝镫,前口儿休提。”这段节选自马致远《般涉调·耍孩儿·借马》的散曲,读来土里土气又妙趣横生,却不失天然,文质粗白又有乾坤,就是典型的蛤喇风味。
明代屠本畯《闽中海错疏》卷下记载蛤蜊有“赤蛤、海红、螂光(?)、蜞螂、沙蛤、海蛤、沙虱、红绿、土铫、白蛤、红栗、文蛤、车螯、螯白”14种,人们对蛤蜊的细分以致如此。明朝宫中也吃蛤蜊,有记载明穆宗喜欢用它作为烩菜的食材,明代宦官刘若愚创作《酌中志》:“先帝(明穆宗)最喜用炙蛤蜊、炒鲜虾、田鸡腿及笋鸡脯,又海参、鳆鱼、鲨鱼筋、肥鸡、猪蹄筋共烩一处,恒喜用焉。”。明代《金瓶梅》里有“酸笋韭菜蛤蜊汤”,检索宋代的史料并未发现此汤,可能是明代流行的吃法,让西门大官人穿越尝了个鲜。如今酸笋韭菜炒蛤蜊也是常见的菜,我们在家里也会做韭菜鸡蛋蛤蜊汤,蛤蜊肉和韭菜搭配实在是相得益彰的鲜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也有韭菜蛤蜊的做法:“剥蛤蜊肉,加韭菜炒之佳,或为汤亦可,起迟便枯。”,此菜简单,主要还是个火候。袁枚在书里还记载了江苏的传统小吃“文蛤饼”,民间有言“吃了文蛤饼,百味都失灵”,可见其鲜。蛤蜊能享誉“天下第一鲜”的名头,据传是乾隆下江南时御封的,这个随地盖章的皇帝留下了许多不可考证的故事,这个“天下第一鲜”口气之大,附会在他身上也合情理,如今难以说何地何处的蛤蜊才是天下第一鲜,莫衷一是。
蛤蜊鸡蛋羹
明清虽受官方海禁影响,但是民间食海错的热情不减,对海错的认知也不断深化,《郝氏遗书·记海错》提到文蛤:“其类亦有纖如指顶,黄白杂文,壳薄而光,乃文蛤之属,非此也。一名蛤蜊,肉甚美,热酒衝啖,风味尤佳。”,对文蛤的描述和定义已如我们今人,尤其是山东沿海居民对它的理解。作者郝懿行是清代山东烟台栖霞人,擅长名物训诂和考据学,纪昀曾赞曰“划尽千秋藤葛”,周作人称许他“所注《尔雅》其精审在邢邵之上”,郝自言“余家近海,习于海久,所见海族亦孔之多,游子思乡,兴言记之”,《记海错》主要是记述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海物,所述已颇与今人相近,其中记录“西施舌”的描述,“谓之舌者,有肉突出,宛如人舌,啖之柔脆,以是为珍。其壳圆厚,淡紫色,可饰治器。即墨海中有之”,很是精准。清代宫廷饮宴中,除了海参鲍鱼,几见不到其他海错,蛤蜊也并不受皇家待见,未有宫廷记载,饮食上还是延续着满人在关外的传统。据说光绪帝嗜好海鲜,也只是个例。
梁实秋在《雅舍谈吃·西施舌》里写道:“我第一次吃西施舌是在青岛顺兴楼席上,一大碗清汤,浮着一层尖尖的白白的东西,初不知何物,主人曰是乃西施舌,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,尝试之下果然名不虚传。”,如今在闽菜和鲁菜里都有西施舌的做法,也以这两地的西施舌最为知名,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写过:“海错之至美,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,为闽之‘西施舌’、‘江瑶柱’二种。”,郑板桥在《潍县竹枝词》中也写道“大鱼买去送财东,巨口银鳞晓市空,更有诸城来美味,西施舌进玉盘中”,可见在清朝西施舌也从来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到的美味。明代王世懋在其《闽部疏》提到:“海错出东四郡者,以西施舌为第一,蛎房次之。西施舌本名车蛤,以美见谥,出长乐澚中。”,言道西施舌也就是车蛤,在明代已是海错食材中的佼佼者。《闲情偶寄》又载:“所谓‘西施舌’者,壮其形也。白而洁,光而滑,入口咂之,俨然美妇之舌,但少朱唇皓齿牵制其根,使之不留而即下耳。”,李渔不愧是“骚”得出奇的才子,几句话就勾勒出了吃西施舌的画面,雅的“猥琐”,多年前席间就闻听此说,不过那都朋友间的玩笑话罢了。至于西施舌的由来,几个来源都是民间说法,一说是西施死后所化;一说清末文人王绪在青岛一酒楼开业时,应店家要求所题。后一种说法显然是谬误,宋代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就载有:“永嘉土产西施舌,似车螯而扁,生海泥中,常吐肉寸余,类舌,俗甘其味,故名。”,其名有记载便是自宋代始。另外南宋诗人王十朋写有《吴宗教惠西施舌戏成三绝其一》:“吴王无处可招魂,惟有西施舌尚存。曾共君王醉长夜,至今犹得奉芳尊。”,不知是否当时就有西施化蛤的传说呢?
炒蛤蜊
蛤蜊在传统中医药里还扮演着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,作为有药用价值的蛤蜊。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月也者,群阴之本也。月望则蚌蛤实,群阴盈。月晦则蚌蛤虚,群阴亏。”,古人把蛤蜊和阴阳理论结合在了一起,认为蛤和蚌类都是吸食月光而生,因此性寒,到了清代屈大均撰的《广东新语》还是这样朴素的观念:“珠池千里水茫茫,蚌蛤秋来食月光。取水月中珠有孕,精华一片与天长。”,认为蜃是雉鸟,蛤是雀鸟,蚬是缢女所化,对事物的认知到清朝依然充斥着怪力乱神。天朝的文化自闭和自大,让我们与现代文明的差距,首先在科学认知上拉开了距离。汉代《相贝经》中记载了十几种贝类及一些药用价值,但更多是荒谬之言,如:“醟贝使童子愚,女人淫。”、“委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兽。”,另有众多的古代医书载有蛤蜊作为药材的例子,我们在这里试举一些,《伤寒论》:“病在阳,应以汗解之,反以冷水潠之,若灌之,其热被却不得去,弥更益烦,肉上粟起,意欲饮水,反不渴者,服文蛤散。”,《本草求原》:“消水肿,利水,化痰,治崩带,瘿瘤,五痔。”,《嘉祐本草》:“润五脏,止消渴,开胃,解酒毒,主老癖能为寒热者,及妇人血块,煮食之。”,《本草经疏》:“蛤蜊其性滋润而助津液,故能润五脏,止消渴,开胃也。咸能入血软坚,故主妇人血块及老癖为寒热也。”,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《中药大辞典》解释蛤蜊的功效是:“滋阴,利水,化痰,软坚。治消渴,水肿,痰积,癣块,瘿瘤,崩、带,痔疮。”。
现存历史考证资料
老舍在《蛤藻集》序言中写道:“住在青岛,看海很方便:潮退后,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;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,便与她拾着玩。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,但是很少出奇的。”,因为以“出奇的蛤壳是不易拾着,而那有豆儿且有益于身体的藻也还没能找到。”的象征而取名蛤藻。儿时我们也会在沙滩上捡拾各种贝壳,以找到怪异或者瑰丽的贝壳为傲,并视为“珍宝”而小心收藏,如今的海边却连破碎的贝壳也难以一见了。因为近海的缘故,邻里乡亲诸多以捕捞或养殖为业,也有不少赶海园景点增加了“扒蛤蜊(本地方言,挖蛤蜊之意)”的娱乐项目。忆起已然故去的一位儿时伙伴,先是他的母亲病逝,他的父亲是渔人,却也在多年前因扒蛤蜊而葬身大海,潮来得太快,想退回时已经来不及,这凄苦的一家人最后竟以这样的方式团聚,每念及此,倒是希望蛤蜊观音的传说是真的,那些悲伤之下无可奈何的人啊,会得到她的慈心和庇佑吧。
在日剧《深夜食堂》第十三回里的酒蒸蛤蜊让人面对世事的艰难,回味着温情和感动。在宋人的笔记和诗里经常会有“酒蛤蜊”的记载,韩淲有诗《昌甫寄酒蛤辣螺新蟹皆山味所久无》称赞酒蛤蜊:“蛤蜊因酒得天全,踞无龟壳吾非仙。”,酒蛤,辣螺,新蟹,烧烤可以走一波了。杨万里也写有《酒蛤蜊》一诗:“饮者怜渠有典刑,见渠借箸眼偏青。平生闭口不论事,晚岁搜肠求独醒。”,回到我们文章的开始,可以猜测杨万里肯定也是嗜好蛤蜊的,他的《食蛤蜊米脯羹》:“倾来百颗恰盈奁,剥作杯羹未属厌。莫遣下盐伤正味,不曾著蜜若为甜。雪揩玉质全身莹,金缘冰钿半缕纤。更浙香粳轻糁却,发挥风韵十分添。”让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,本想写一篇关于蛤蜊的闲情小文,待得查阅史料方知,对于蛤蜊的命名和解释混乱得让人没有头绪,去粗取精做了简单梳理,权作抛砖引玉之说。
(全文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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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日照人,生于85,写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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